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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新民:一世纪传奇事 一甲子航天情
来源:中国航天报     日期:2017/02/17    字体:【】【】【

2月12日,正月十六,春天就要来了。

人们还没从鸡年春节的喜庆中走出来,一个为中国航天事业倾注了毕生心力的世纪老人却悄然离开。

作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任新民过世的消息一出,人们嗟叹,我们失去了最后一位“航天四老”(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

斯人已逝,但他却为中国航天事业留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前瞻的战略思维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1956年,41岁的任新民受“伯乐”钱学森之邀,从东北来到北京参与国防部五院筹建工作。此前,任新民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从事教育工作。

自此,任新民与中国航天事业结下了长达一个甲子的情缘。翻开我国航天60年大事记,几乎每个阶段的重大工程任务,总绕不开任新民三个字。

1956 年12 月29 日,任新民(前排右一)在苏联援助的P-1 导弹实物交接协议上签字。

任新民有4个儿女。小时候,孩子们眼中的父亲总是忙得不太着家。“那时我们并不知道父亲是做什么职业的。”大女儿任之翔说,“但后来发现一个规律,只要父亲出差几个月,我们国家就有一件大好事发生。”

身为导弹总体和液体发动机技术专家,任新民在航天事业建立之初从零起步,带领团队成功完成了中近程、中程、中远程、远程液体弹道导弹的研制与飞行试验。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任新民作为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技术负责人领导了东方红一号的发射任务。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任新民主持了氢氧发动机、长征三号运载火箭、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研制,先后担任试验通信卫星、实用通信卫星、风云一号气象卫星等6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创下中国航天史上多项纪录,被誉为中国航天的“总总师”。此外,他还是我国运载火箭国际商业发射服务的倡导者和主持人。

从事航天事业的前30年时间,任新民将心思都用在了导弹、火箭、卫星上。晚年的他开始构想中国航天后30年的发展道路,在一个个中国航天发展道路的分岔口,以长远的战略眼光引导中国航天道路的选择。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在正式立项之前,关于采用载人飞船方案还是航天飞机方案,曾引发激烈的分歧和争议。正是在任新民的主持和协调下,1992年9月21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批准立项,“三步走”计划得以敲定。

“921工程”研制工作开始时,任新民年近80岁,依然坚持参加各类技术难题研讨会和评审会,并亲临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的发射现场。

我国新一代大型运载火箭长征五号在论证之初也有着“道路之争”。由于长五是我国运载火箭升级换代的里程碑和重要标志,关系着我国载人空间站、探月工程、探火工程等多个重大科技工程项目的实施,任新民对“大火箭”的发展论证倾注了极大心血。

最终,长征五号选择了“大直径+两型发动机”的设计。任新民是这一方案的坚决支持者。在长征五号的基础上,我国重型火箭的发展路径得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形成共识。

任新民将中国航天事业推向一个又一个制高点。

万般传奇归于一事

1915年12月5日,任新民降生在安徽省宁国县,祖籍湖北省谷城县任家湾。童年时的他聪颖乖巧、勤奋刻苦、静思寡欲,14岁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从事革命活动。

革命受挫后,任新民逐步抛弃了彷徨,重拾学业,走科技救国之路,一路从高中读到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再到中央兵工学校大学部造兵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并担任国民政府兵工署21厂技术员。

因干得出色,1945年,任新民被选送到美国辛辛那提磨床铣床厂实习,实习结束后考取了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机械工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开始更加如饥似渴地汲取科学知识。

20 世纪40 年代,任新民在美国留学。

任新民33岁便成为美国布法罗大学机械工程系的讲师。优渥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却留不住一颗拳拳报国心。新中国成立两个月后,他急切回国,成为南京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的一名研究员。

像我国很多老科学家一样,任新民的一生波澜壮阔:事业起步科研条件差,科学道路上难免遇挫折,关键时刻需要敢拍板,“文革”期间成为周总理“点名保护”的人员之一……

任新民晚年时,有友人问他:“有没有想过当年留在美国会怎样?”“一个人只有扎根自己的祖国,才能干大事。”任新民给出无悔的回答。

谋划航天发展战略、勇挑航天工程重担时争着“向前一步”的任新民,面对论功露脸的事情却总是“退后一步”。

1970年“五一”劳动节,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参加东方红一号卫星工程研制的代表。任新民习惯性地往人群后面躲。直到周恩来把他单独叫到身边,向毛主席介绍说:“他就是我们放卫星的人!”

38年后,谈及那次接见,任新民“辩解”说,自己当年“恰好就站在了团队的后面”。“航天事业是集体的事业,个人的作用很小很小,只有集体协作才会有所成就。”他说。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社会上形成“航天热”,任新民成为媒体追逐的采访对象。“我一辈子就干了航天这一件事,研制了几枚火箭,放了几颗卫星而已。”在技术问题上侃侃而谈的他说起自己却讷言了。

“如果没有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兴旺,没有中央决策要发展导弹、运载火箭和卫星,靠我们个人能干个啥?!”任新民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1999 年9 月18 日,任新民(右三)等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在认识任新民的人眼中,曾位至七机部副部长的他“完全不像个领导和大科学家”。任新民的子女们记得,父亲在北京南苑工作时,宁愿骑自行车往返于航天桥的家和单位之间,也不肯动用单位配备的公车。

任新民去世后,自发来家中悼念的人络绎不绝。其中就有从湖北谷城赶来的航天爱好者叶华程。任新民89岁时,两人相识成为忘年交。“任老总如此平易近人地跟我这样的普通人交往,让我受宠若惊。”叶华程说。

光看穿衣打扮,任新民也不像个海归博士。“一年到头就是那双旅游鞋,戴个帽子。如果不参加国际会议,从来不穿正装。”同事们说,“也不会动不动就蹦英文,一点没有‘洋做派’。”

勇立潮头的务实派

即便到了晚年,任新民也常让身边人感慨“追不上他”。

“以前遛弯儿,我们家里人还有秘书都走不过父亲。”负责日常照顾任新民的儿媳孙随新回忆说。

年近八旬时,任新民还坚持亲赴型号发射试验现场指导工作。一名年轻的试验队员看到他在发射塔架爬上爬下,腿脚灵便,快步如风,在日记里默默地将“奉献航天”定为自己的终生追求。

1988 年,任新民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测试现场指挥发射。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总指挥王珏与任新民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师生关系,但在最近20多年里,由于液体发动机和“大火箭”,二人有了胜似师生的密切联系。

“我很荣幸能成为为数不多可以经常向任老总直接汇报工作、学习请教的人之一。”王珏说,“这对我来说是笔巨大的人生财富。”

任新民一生痴迷技术,目光始终紧盯科技最前沿。尽管年事已高,戴着老花镜看文字非常吃力,任新民阅读国外最新文献的速度,还是让已经算是“工作狂”的王珏直呼“跟不上”。

“基本早上6点多任老总的电话就打到家里来了,跟我分享他看到的最新技术。”王珏说,在任老总的督促下,他和团队里的年轻人们也养成了时刻更新知识储备的好习惯,“是任老总推动着我们在技术发展创新之路上不断前进。”

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如何发展是任新民生前最新的关注点。有段时间他让儿子帮他订阅了一份航空周刊。“父亲这么大年纪都在进行跨专业研究,让我非常汗颜。”小儿子任之幸说。王珏有一次去看望任新民,也发现他正在研究航空的吸气式动力技术。

关于技术创新,任新民曾与同样从事科技工作的小儿子有过一次长谈。他说:“走技术这条路,你一定要有创新,其前提是先把技术吃透。”当年任之幸对这句话只是随便一听,20年后的今天,他才参透父亲这句话的深意。

任新民脾气倔,却极富科学精神。我国大推力氢氧发动机研制方案曾进行过调整。去征求任新民意见时,王珏心里直打鼓。确定好的方案,想让“倔老头”改变主意不是易事。没想到,不过半小时,任新民便根据预研实际情况作出同意的决定。

任新民的老部下、北京11所原副所长、长三甲系列火箭原副总设计师王桁,到现在都牢记当年“任主任”的教导: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只唯实。任新民晚年喜欢练毛笔字,常有人来求字,他写来写去都是这句话。

任新民不止一次地强调:“从事工程研制的科技人员,即便是再有造诣的专家,不深入实际就会退化,就会‘耳聋眼花’。3年不接触实际,在型号工程研制方面,就会基本上无发言权。”

最后日子里的欣慰

任新民不服老,哪怕在他八九十岁的年纪。

他还是会去单位上班,下班后跟老伴虞霜琴约在玉渊潭北门见面,老两口拉着手在公园散步,有着说不完的话。这对结婚70多年的老夫妻前半生总是聚少离多,更加珍惜在一起的时光。

2007年,任新民92岁,大病手术后还跑到西安、上海等地出差。家人不拦他,因为知道拦不住他对事业的热爱。

大约是在成为百岁老人前后,任新民才承认自己真的老了。

老人的生活非常规律:上午9点练字;白天坐着轮椅遛弯儿,且一定要围着大院里钱学森故居绕两圈,“少一圈也不行”;晚上8点看红色电视片,《聂荣臻》放了一遍又一遍;晚上10点准时睡觉。

任新民常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一些具体细节记不清一定要找书本核对。书房在二楼,年迈的他已经上不了楼了,便差遣女儿为他一趟趟上楼取书。

每次有航天领导、同事来家中探望,只要谈起有关西安、发动机、新一代运载火箭的事情,任新民总是兴致勃勃。“我爸说的这些,我都没听过,也就是跟航天人他才聊得起来。”任之翔说。

鸡年春节前,任新民没能像往年一样,身着红色缎面棉袄,喜气洋洋地坐在家中等待前来给他拜年的航天后辈们。早在半年多前,他的身体就抱恙,住进了航天中心医院。住院期间,他念叨最多的名字是王珏,因为惦念“大火箭”。

2016年11月3日,长征五号首飞成功。刚得知好消息,任新民以为是家人在哄他。直到远在海南发射场的王珏发来确认信息,他才笑逐颜开,接着又开始念叨中国空间站的事情。

第二天,任新民在病榻上一笔一划地为长五火箭题写贺词,一天写两三张,一连写了四五天。

2016 年11 月4 日,任新民欣然提笔,祝贺长征五号首飞成功。

2017年,长五火箭研制团队面临更重的任务和更大的压力。1月4日,任新民又为队伍写下“长五火箭永保成功”的祝语,并对火箭后续工作提出殷切期望。“这将成为我们队伍不断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王珏说。

去年年底,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雷凡培到医院看望任新民,离开时,老人问:“你要到哪儿去?”女儿悄悄说:“父亲这是想回家了。”

春节期间,任新民嚷着“自己还要工作”、“还要研制发动机”。可是,他再没能回到他生活、工作过的航天大院。

任新民去世时,雷凡培、吴燕生等集团公司党组领导一直在病房外守候。第二天,张庆伟、马兴瑞、许达哲等从航天系统走出去的省部级领导分别来到任老总家中吊唁。马云涛、龙乐豪等航天老领导、老专家得知消息后悲痛不已。航天系统内外的人们都为这位航天大家的逝去而痛惜。

年近百岁的老伴在病床上望着啜泣的女儿,强忍内心的难过,说:“别哭,人总是会离开,我会想他的。”

“航天总总师”走了,老一代航天人的精神却在年轻一代的身上薪火相传,激励着他们走向中国航天下一个甲子的辉煌。(崔恩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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