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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航天大家”的青春岁月
来源:中国航天报     日期:2019年05月07日    字体:【】【】【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100年,说长也长,它是一个民族从痛苦和黑暗中摸索、奋进、崛起、自强的百年;100年,说短也短,那高高举起的“德先生”“赛先生”两大旗帜,那“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的呐喊,仿佛还在眼前,在耳畔,在心头。

五四风雷,激荡百年。“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历久弥新。百年来,这种精神呼唤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好儿女直面国之患、时之需,去上下求索一条强国之路、复兴之路。

这其中有钱学森、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等祖国航天事业的拓荒者,也有毛腊生、徐立平等新力量,他们共同写就了共和国航天事业的壮丽诗篇!

值此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我们选取了10位“航天大家”,与您一起走进他们的青春岁月,感受他们火热跳动的爱国心,愿你我共同为这壮丽的伟业矢志向前。

1919~2019,五四已百年,航天正青春!

1911年,钱学森出生于上海市,学生时代就树立了振兴中华、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铸就矢志不渝的理想坐标。

1923年9月,12岁的钱学森进入北师大附中学习。爱国主义是学校办学的核心思想。在校期间,爱国主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对他青少年时期人格养成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启蒙了一个年轻学子的报国梦想。

1929年7月,北师大附中毕业后的钱学森决心走交通救国之路,寻技术强国之道,为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面貌尽一己之力。于是,他抱着振兴祖国的决心,以优异成绩考上被誉为“东方MIT”的上海交通大学,主修铁路工程。

大学期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凭借优势,掌握中国领空控制权,对上海狂轰滥炸,中国军民惨遭杀戮,人员财产损失惨重。目睹这一切,钱学森深感现代航空技术对国家实力与国防安全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中国必须发展先进航空技术,拥有强大航空工业,才能自立世界民族之林。

于是,面对国之患、时之需,青年钱学森在大学四年级时将人生理想从“交通救国”转为“航空救国”。他选修了《航空工程》等课程,并利用大部分课余时间,去学校图书馆借阅航空方面书籍和杂志,专攻航空与火箭知识,并有了初步研究心得。

1934年7月,钱学森以机械工程学院第一名、各学年总平均分89.10的高分从交通大学毕业,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专业是航空门机架组。

初到美国,钱学森处处受人歧视,他奋发图强、为中国人争口气的决心更加坚定了。正是因为有这种坚定的理想信念作支撑,钱学森心系祖国、潜心研攻,仅用一年时间就获得了航空工程硕士学位。

1936年,钱学森转入加州理工学院,师从世界著名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学习航空工程理论。他站在数学和力学的最前沿,如饥似渴地研究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理论,每天工作长达十几小时。

冯·卡门十分推崇钱学森这位中国学子的勤奋好学和创造才能,他们共同合作,创造了“跨声速流动相似率”“高超声速流概念”和“冯·卡门-钱学森公式”等理论,在空气动力学研究中取得重大成果。

1947年,经冯·卡门推荐,36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

1955年10月,钱学森一家从旧金山回到了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在回国的邮轮上,他难掩无比激动的心情:“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1915年12月,任新民出生于安徽省宁国县(现为宁国市)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时代,早早就有了进步的意识,14岁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0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窃取了北伐胜利果实,篡夺了领导权,举起血腥镇压的屠刀,屠杀中国共产党员、共青团团员和革命群众。

任新民在迷惘、痛苦、困惑和彷徨中度日如年,他暗下决心,要寻找机会学习和深造,探求科技救国、强国、富国、富民之路。他每每仰天长叹:黑夜终究要过去,明天升起的将是一轮新的火红的太阳。

1931年,任新民考取了当时颇有名气的南京钟英中学高中部。3年的高中学习生活中,他从不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之中,全方位地猎取着各种知识。

1934年,任新民高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1937年,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报名参加了中央兵工学校的考试,期盼自己可以为打击日本侵略者、报效民族和国家出力。14年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依靠血肉之躯和顽强的意志获得了惨烈的胜利,这场战争让他更加认识到科技对于国家的重要性。

1944年,在中央兵工学校和兵工署21厂工作得很出色的任新民,被选送到美国辛辛那提磨床铣床厂实习。通过几个月的实习,任新民耳闻目睹,亲自操作,再加上自己的细心和认知,无论在设计、工艺、生产方面,还是在管理、经营方面,都收获颇丰。

强烈的求知欲使任新民逐步产生并坚定了在美国攻读学位、继续深造的念头。除了完成既定的实习任务外,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英语。

在辛辛那提磨床铣床厂实习结束后,任新民考取了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机械工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从此开始了他在美国的研究生生活。当时,他对学业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除了为维持生计而打工外,他把所有的课余时间几乎都用来学习和钻研功课,各门功课基本上都是A级。

四年后,他获得了机械工程硕士和工程力学博士学位。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前,他就被美国布法罗大学机械工程系聘任为讲师,并承担了研究课题,获得了相应的课题经费。

1949年解放战争临近胜利之际,得知消息的任新民毅然决定放弃布法罗大学讲师的稳定工作,回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1949年9月,他正式到南京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报到,任研究员,从此开始了一生为之奋斗并屡建功勋的国防科技事业。

1917年12月5日,屠守锷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吴

兴县南浔镇的一个清朝举人家庭。少年时期的他虽不乏聪明,但也谈不上“神童”。努力学习获取优异成绩报答父母,成为他幼年时的学习动力。

一个人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环境,会对其一生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期间经历的某些重大事件,亲眼目睹过的某些痛彻心扉的惨烈景象,都会给其留下深刻记忆和警示。

1932年1月28日,15岁的屠守锷和父亲正走在去往上海的码头的路上,突然遭遇到日本鬼子数十架飞机的轰炸。在少年屠守锷的眼里,原本霓虹锦簇的大上海在爆炸声中变成了惨不忍睹的人间地狱。

这一天的惨象,久久地在屠守锷脑海中挥之不去,他在心中暗暗发誓:“我一定要亲手制造出中国人自己的飞机,制造出先进的武器,消灭这些强盗,为死难的同胞们报仇雪恨!”

1936年,屠守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地处北平的清华大学被迫停课,迁至长沙。可好景没能维持多长时间,随着形势的日益严峻,长沙也待不下去了,经政府批准,学校继续迁至昆明。

因国内形势严峻、加之经费紧张、交通工具匮乏等原因,屠守锷参加了从长沙步行到昆明的徒步团。这一路的所见所闻,无不提醒他要努力完成学业。

1940年,屠守锷考取了留美公费生。第二年,他来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开始了留学生涯。在美国的两年时间里,他攻读了航天工程专业的全部研究生课程,并根据学习和研究的成果,写出了《横向加钱筋薄板的强度》论文,获得了科学硕士学位。

毕业后,屠守锷在美国纽约布法罗寇蒂斯飞机厂任工程师,更多地接触到飞机制造工程实践。他知道,要想制造出中国自己的飞机,光有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屠守锷第一时间飞奔回祖国的怀抱,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948年,屠守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此后,他被调往北京航空学院,先后任副教务长、飞行系主任和院长助理,为祖国的航空教育事业作贡献。

1956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一年后,屠守锷正式被调入五院,担任结构强度研究室主任一职,从此,与火箭技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国人不能再被人家欺负,中国要有自己的导弹、原子弹。”少年时代立下的誓言,屠守锷一直牢记在心,为此,他呕心沥血,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身于祖国的建设当中。

1916年,黄纬禄出生在安徽芜湖。幼年时期的他性格安静、寡言少语,并不淘气顽皮,是一个对一切都充满好奇的人。少年时期,黄纬禄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入名誉卓著、首屈一指的扬州中学。经过3年刻苦学习,1936年,他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中央大学电机系。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央大学惨遭日寇轰炸。看着昔日美丽恬静的校园转眼间被炸得面目全非,黄纬禄的心里充满了对日寇的仇恨。

随校迁至重庆后,黄纬禄在这个“陪都”拉开了艰难的大学生活的序幕——100多人共住一间的宿舍,夏日闷热的空气,无数蚊虫的叮咬,难以下咽的饭菜……环境、生活、学习等方面困难重重,同时日本飞机的轮番轰炸也时刻威胁着全校师生,但这些困难都打不倒黄纬禄,他的学习成绩、动手能力以及在逻辑思维、分析问题、表述问题方面显露出的才华,令人赞叹不已。

1940年,黄纬禄结束了4年的大学生活,成为资源委员会中央无线电器材厂重庆分厂的新成员。但他并不满足于仅胜任眼前的技术工作,他想起自己最初的抱负:寻找一条可以使祖国摆脱贫困、走向富强的道路。这条路在他眼中就是科学救国、工业救国。他渴望着能够有机会继续深造,使自己的技术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1943年,黄纬禄作为第一批留英进修生来到英国,先后在伦敦标准电话电缆公司和马可尼公司实习。实习期间,他曾险遭V-1导弹轰炸,这也让他对科学救国、工业强国更加渴望。

1945年,黄纬禄再次走进了高等学府——伦敦大学帝国学院进行深造。在那里,他如同一块干燥已久的海绵忽然被丢进了知识的海洋,全身心地投入到艰苦、紧张而又充满兴趣的学习中。

尽管学习与生活很艰苦,但在这两年时间里,黄纬禄不仅系统地学习了电机工程专业的相关课程,还进行了大量与课程密切相关的实验,他在专业方面的理论水平、设计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幅提升。

黄纬禄心中始终燃烧着科学救国的激情,他立志要把这些年在英国学到的知识,全部奉献给自己亲爱的祖国。

回国后,面对是选择参与研究工作,将知识转化为技术成果,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实现他多年的科学强国之梦;还是选择登上高等学府的讲堂,去培养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才,做一块基石,让年轻的学子们踏着自己的肩膀向上攀登,黄纬禄选择了留在上海的研究所,将自己的知识化为强国的技术,为实现强国梦做出成果。

于是,黄纬禄的科学强国梦想化为了他忘我工作的实际行动。

1916年4月13日,梁守槃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933年6月,高中毕业时,正值国内“科学救国”“工程救国”的呼声高涨,梁守槃立志钻研工程技术,最终考取了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组。

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梁守槃给自己选定的座右铭是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在这个座右铭警示下,他埋头苦学4年,最终以优异的成绩在1937年毕业。

接着,他又进入南昌航空机械学校高级班继续求学,毕业后到航空委员会担任了绘图员职务。其间,目睹当时的主要装备都是美国货,且美国又提出对中国抗日战争所需的武器装备要“现款自运”,梁守槃深感建立中国自己军事工业的必要性,深感只有自力更生才能摆脱他国的控制。

不久,面对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的铁蹄和在天上恣肆狂轰的飞机,当时正在航空委员会担任绘图员的梁守槃在安稳的绘图桌前再也坐不住了。

“中国的被动挨打,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要航空救国。”一个造出自己的飞机、使祖国强大起来的想法开始在梁守槃的心头萌起。

1938年,梁守槃辞别父母,踏上了去美国求学的海船。一年后,梁守槃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

1940年2月,他放弃在美继续学习或工作的机会,毅然决定返回战火纷飞的祖国。

1942年,梁守槃辞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副教授职务,到国民党空军在贵州大定办的航空发动机厂,担任了设计科长职务,想在航空制造上能有一番作为。

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梁守槃与全课人员历尽艰辛,共同设计了一种飞机发动机。设计完成后,他们将设计方案呈送给主管部门,请求批准试制。不久,批复回来了:你们设计的发动机能保证比美国的强吗?不能保证,还不如买美国的。

一瓢冷水当头泼来,梁守槃航空救国的决心反而越发坚定了:不让我搞制造,我就培养人,中国早晚会有自己的航空工业。于是,梁守槃重返大学,到浙江大学担任了航空系教授。

虽然最终他在航天制造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但近20年的教师岗位,他兢兢业业、挥鞭执教,同样浓墨重彩。

时至今日,中国航空、航天等科技界的学者、专家还都清晰地记着这位师长的神采和风貌;记着他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结合教学撰写了十余部讲义和其他论著。这些论著不仅为当时有关专业的教师、学生提供了教材和参考书,而且对从事有关专业的其他科技工作者,都有参考价值。

孙家栋出生于兵阀混战的年代。1942年,13岁的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哈尔滨第一高等学校土木系录取。此时,孙家栋一门心思想学好本领,成就将来建高楼、筑水坝、修大桥的宏伟理想。

当时,全国抗日烽火风起云涌,战争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灾难,城里战乱,学校停课,孙家栋无书可读。1946年9月,孙家栋的父亲找人帮忙,让他进入了国民党政府在锦州开办的锦州大学进修。这所大学名义上是大学,实际上只是设立了个架子。

1948年,孙家栋听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招生的消息后,努力考入这所大学预科班。当时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由苏联人管理,学校制度健全,有一套严厉的管理办法。而且,老师都用俄语授课,要想听得懂、学得通大学课程,精通俄语是必由之路,这对孙家栋来说,既是一次机遇,也是一次挑战。

进入学校不久,孙家栋就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1950年,学校发来通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要在他们这批学生中挑选人员去空军航校。不满21岁的孙家栋联想起几个月前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激动人心的场景,他毅然填报了从军申请。

出于对新中国空军的热爱和对事业的追求,孙家栋各项工作都很出色,平时的勤奋与努力,迎来了机遇的召唤。1951年,经过多轮考核、层层选拔审核,孙家栋以优异的工作业绩和面试考察,成功被选到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留学。留学期间,孙家栋不仅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在体育运动、学校组织的社会活动方面也都表现得很出色。随着时间的推移,孙家栋不知不觉在学院已经小有名气。

1958年3月10日,孙家栋以留学苏联期间的优秀成绩,荣获了最高苏维埃颁发的“斯大林奖章”。此时的孙家栋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祖国急需人才,毕业后立即回国,用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和建设祖国!

1958年4月20日,回国后的孙家栋拿着报到通知书来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从那一天开始到1967年7月29日离开一分院,他从事了9年导弹研究。1967年7月,正在办公室专心伏案进行导弹设计的孙家栋接到了一纸调令,去负责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小时候的愿望是将来成为一名土木建筑师,可以建造大桥。没想最终到苏联学的却是飞机制造,而从苏联回国后没有搞过一天的飞机制造,从毕业后的第一天开始就加入了中国导弹研制大军。我当时心里暗暗发誓,这辈子要在中国导弹事业上发挥自己的作用,所以一门心思地投入最初的导弹仿制和研制工作中。”孙家栋曾感慨。但更没有料想到的是,搞了近10年的导弹研制,后来他又与卫星结下了情缘。

1937年1月30日,陈定昌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人家。1952年,他考入上海市东南中学,一年后转学至南京,报考著名的南京第十中学。高二插班生只招收1人,却总共有16人报考,陈定昌最终通过考试成为了这一人,在校园里一时传为佳话。在校期间,因为勤奋、刻苦加努力,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居全年级前列,并在中学毕业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57年,陈定昌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北京留苏预备部,随后,因苏联单方面取消了留苏名额,500余名学员直接进入国内大学,其中300余人进入清华大学,200余人进入北京大学。按照报考志愿,陈定昌进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开始了崭新的大学生活。

大三选择专业时,陈定昌瞄准前沿科学,进入无线电电子学系雷达专业学习,立志“做科学的千里眼和顺风耳”,跟踪世界先进技术,抗衡世界霸权威胁。

两年的留苏预备部学习加上6年的大学生涯,陈定昌整整度过了8年的大学时光。他丰富了自己的知识,提高了各方面能力,奠定了扎实的专业基础,培养了浓厚的理论研究兴趣。

陈定昌把读书学习当成乐趣,视之为与好友交谈,愉悦心灵。大六的毕业设计是对大学学习成果的大检验,陈定昌所选做的课题是“大功率雷达频率稳定技术”,这一课题此前已经进行了两年多。到陈定昌这届,拖延三年的课题设计必须完成。时间紧、任务重,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任务中,几近痴迷,最终经过10个月的努力,圆满完成了课题设计,并以5分的优秀成绩通过考查。

陈定昌毕业后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第二专业设计部。他努力工作、刻苦学习,在专业深度和广度两个方向上不断进取,快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总体部工作人员。1946年7月,陈定昌顺利度过了参加工作后的实习阶段,被二分院授予中尉军衔。

20世纪60年代初,中、美之间正在进行着一场现代装备的电子对抗,陈定昌接受了设计制造“中频信号模拟器”的任务。科研条件差,没有任何相关方面的资料,他以一张简单的中频电路图为基础成功设计制造出中频信号模拟器,并荣立三等功。就在完成中频信号模拟器的同时,陈定昌还加入了打击U-2高空侦察机抗干扰组,正式开启了科研设计工作。

1930年9月,孙敬良出生在山东省。1940年,母亲带着10岁的孙敬良和其他3个孩子北上哈尔滨,与在那里打工的父亲团聚。

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孙敬良一家的日常生活难以维系,但他仍想方设法读书。对他来说,只要有书可读,比什么都好。即便后来挑起养活家人的重担,他依然在坚持读书。书,成了他青年时代最重要的伙伴,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朝着“兼济天下”一步步迈进。

1947年夏天,哈尔滨工业大学招生,孙敬良兴奋不已,马上报名参加考试,并一举中第。1948年,他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49年,读完两年预科的孙敬良进入了采矿学系。在采矿学系,孙敬良发愤图强,一心一意地读好专业书籍,除了完成课堂上老师布置的作业,还到外面找参考书、买习题做,对每一个问题都不放过。

1950年,学校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要在学生中挑选人员去空军航校的通知。青年孙敬良深深地知道一支强大的军队对国民意味着什么。一听说可以参军,成为一名空军战士,被尘封的蓝天梦想立即被唤醒,男儿的热血一下子沸腾起来。他没有和家里商量,自己拿定主意,投笔从戎。

1951年,新中国迎来了第一次留苏高潮,孙敬良怀揣着对先进科学知识的渴望和对异国他乡生活的憧憬,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奔向他向往已久的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在那里,他手不释卷,深入钻研,各科的学习成绩都名列前茅,达到“熟能生巧、巧能生妙、妙能生绝、绝能生神”的境界,顺利完成学业。

结束了6年多的留学生活,1958年4月,作为一名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军人海归”,政治可靠的孙敬良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总体设计院,开始了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研究。

罗健夫生于1936年,1951年参军时,初中还未毕业,后被分配到甘肃军马厂工作。在那里,他深知文化知识的重要,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初、高中课程。1956年,20岁的他考入西北大学核物理系。在校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文革期间,学校的正常秩序被打破,为获得少许安静,他就在马路灯下看书学习。

1959年4月16日,罗健夫在入党志愿书上写下:我决心把自己的一切(连同生命)献给党,献给党的事业,忘我无私地为人民利益工作……我还要用共产党的态度对待工作,掌握现代化科学知识和劳动本领,以便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迈向共产主义的大道上,胜任党交给我的一切任务。

1965年,29岁的罗健夫调入航天771所搞半导体制版设备。专业相差甚远,罗健夫要承担图形发生器电子电路的设计,作为课题组组长还要懂一些机械制造、半导体应用等专业知识。

罗健夫掂出了肩上担子的份量。他窗前的灯光经常是最后一个熄灭,而又最先一个亮起,一连多年,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他甚至常常连续几天一头扎进工作室里。饿了啃块馍,渴了喝口水,困了在地板上躺一会儿,夜以继日,埋头不息。为了事业,他把个人生活简化得不能再简化。两个馒头夹块臭豆腐、一碗面条拌点酱油就算一餐。身上穿戴的始终是当年部队发的军衣军帽。家人准备添置衣物的钱,常被他用来买研制图形发生器需要的书籍。他专心致志,工作入迷,走出书店,登上公共汽车就看书,往往来时想不起到站,坐回去又忘记下车。

他舍身忘我、奋发工作,终于带领全组同志于1972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填补了电子工业的一项空白,他把青春岁月奉献给了祖国的航天事业。

徐立平的父母也在航天科技集团四院工作,他是典型的“航天二代”——出生在大院,上学在大院,工作在大院,结婚生子也在大院。对他而言,四院大院是真正意义上的故乡。

从四院自办的航天第一技工学校化工班毕业,徐立平分配回到了四院,选择了7416厂3车间整形组,这个车间就是妈妈温荣书当年工作过的装药车间。在妈妈看来,这是个缺不了的岗位,能学到技术。办完报到手续后,她反复嘱咐儿子以后一定要“注意安全”。

刚进厂就要参加一个月的安全培训。“第一节课就是推进剂发生燃烧时该怎么办,大家都猜不到。”徐立平说,“不是去救火,而是赶紧逃生!因为推进剂内自带氧化剂,只有全部燃烧完才会灭,根本救不了。其实,能逃生的还只是旁边的非操作人员,推进剂被引燃只有零点几秒,操作人员连反应时间都没有,更别说逃跑了。”

安全培训结束后才能跟师父学手艺,对于一个学徒工而言,跟高水平的师父学技术,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徐立平按照师父教的基本要领,练习了半年多,磨秃了几把铲刀,铲平了几十块模拟药块,终于练出了精细入微的手感。师父一直暗中观察,对徐立平的表现颇为满意,觉得他是干这行的好料。

徐立平记得第一次面对真正的发动机整形时的状况:“我在假药上练了几个月,才上手干正式产品,其实就是前期的粗加工,快到尺寸时,还得师父干。但即便是粗加工也很紧张,下刀提心吊胆的。师父一直站在旁边看着。”

后来,徐立平入选了挖药“突击队”,他当然知道这项任务的危险性,跟家人隐瞒了自己的入选。20年前,母亲温荣书就曾检测出推进剂开裂,亲眼看着同事们冒着危险挖药修补。20年后,儿子徐立平也入选挖药突击队,执行同样的任务。两代人,为了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从事着同样的工作,面对着同样的危险,拥有着同样的无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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