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航天是采用市场化手段、运用市场机制或按市场规律开展的航天活动，具有产业链条长、服务领域广、带动作用强等特点。也正是看到商业航天产业的撬动作用，对建设航天强国的推动作用，我国也在鼓励引导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参与航天活动，通过激发包括“国家队”、科研院校和民企等在内的多种创新力量，促进航天技术的进一步创新跨越。

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百花齐放

作为当今世界最具挑战性和带动性的高新技术产业之一，航天产业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商业航天是助推航天产业发展的强劲力量。

为什么商业航天的地位如此重要？中国航天基金会理事长吴志坚从世界商业航天发展现状的3个方面给予解释。

从经济规模来看，2018年，商业航天的收入已达全球航天经济收入的83%；从参与主体来看，以SpaceX（太空探索）、Oneweb（一网）、BlueOrigin（蓝色起源）为代表的新兴商业航天企业快速崛起并茁壮成长，以全新的思维方式、发展理念、商业模式和颠覆性技术，将商业航天迅速推向新的高度；从产业模块来分析，低轨星座、太空旅游、小行星采矿将成为商业航天的三大主流方向。

反观中国，吴志坚认为，我国商业航天发展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在政府和军队主管部门的支持下，一批胸怀航天梦想的企业家、科技创新中坚力量和跨界复合型人才，在资本市场的助力下，迅速成长为中国商业航天发展的生力军。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商业航天企业数量超过160家，与商业航天相关的投融资机构有200多家。

在军工企业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商业航天发射和商业航天产业链计划，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的“五云一车”都成为中国商业航天发展的重要代表。

航天科技集团“鸿雁星座”蓄势待发，高景一号迈出了我国完全自主的遥感卫星商业化运营服务的第一步；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首次海上发射，“捷龙”系列火箭发射成功，未来长征八号火箭、“腾龙”系列火箭等都将有利于促进我国商业航天发展。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中国航天基金会副理事长侯秀峰介绍，航天科工集团“虹云工程”技术验证卫星成功发射入轨并圆满完成国内首个低轨宽带通信试验；快舟固体运载火箭目前已圆满完成7次商业发射，进入常态化发射模式。

在民营企业中，蓝箭航天、零壹空间、星际荣耀等公司都发射了自己研制的首枚运载火箭；天仪研究院、微纳星空等公司具备了从10公斤级到500公斤级整星研制能力；自2015年以来，与商业航天相关的投融资约160起，投资金额超过百亿元人民币，欧比特、航天宏图等商业公司已经成功上市。

远望智库高级研究员黄志澄表示，这些航天创业公司在研制小卫星、小火箭及其应用、卫星测控等领域已取得了许多成果，弥补了国有企业在开拓市场方面的不足，促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调动了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的积极性。他认为，在世界民营航天领域，我国已处于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的地位。

太空经济迈入2.0时代

“当前，世界航天事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其中最显著的特点是正从过去以政府投入为主，转向政府和市场的双轮驱动，从而推动太空经济进入2.0时代。”黄志澄说。

太空经济包括各种太空活动创造的产品、服务和市场以及形成的相关产业。黄志澄解释，太空经济目前还不是一个在太空的经济形态，而是指人类的太空活动所创建的在地球上获益的经济。

太空经济一方面包括各种太空活动及其创造的产品和服务，如卫星通信和电视、卫星导航定位、卫星气象监测、卫星遥感等；另一方面也包括与卫星发射相关的运载火箭和卫星制造、地面设备制造。

那么，太空经济当前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据美国卫星产业协会（SIA）发布的2019年卫星产业状况报告，2018年全球航天经济规模已达3600亿美元。其中，卫星产业总收入为2774亿美元，主要包括卫星服务、卫星制造、地面设备和发射服务等。各领域的商业需求十分旺盛。

黄志澄指出，这说明太空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但太空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仍停留在较低水平。虽然保持逐年增长的趋势，但增速并不太高。究其原因，其发展仍遭遇航天运输费用居高不下的瓶颈。

在目前世界经济增速乏力的情况下，华尔街的投资银行纷纷把目光投向太空。全球规模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美银美林集团预计，到2045年，全球航天产业规模将增至2.7万亿美元。另一家全球领先的金融服务公司摩根士丹利则比较保守，他们认为，到2040年，全球航天产业规模将达1.1万亿美元，同时还指出该行业执行风险相当高，因此预期区间将在6000亿到1.75万亿美元之间。

21世纪前20年，太空经济的发展已经出现了诸多亮点。正由于这些亮点，美银美林认为太空经济已经迈入了2.0时代。

第一个亮点是各国大力推进航天商业化。商业化是人类航天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也必将成为航天事业空前繁荣和发展的新动力。航天商业化必将催生商业航天。

第二个亮点是全球涌现出一大批航天创业公司。太空经济要实现飞跃，只有努力强化航天技术创新，充分发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才能找到低成本和低风险的平衡点，通向太空之路。

第三个亮点是航天市场上涌现出许多新的热点。一是正在建设的低轨宽带星座。这以“一网”系统和太空探索的“星链”计划为代表。二是太空旅游。蓝色起源公司和维珍银河公司（Virgin Galactic）走在发展太空旅游的前列。太空探索公司也已经安排了首次月球轨道旅游。美国的商业空间站公司也正在开拓太空旅馆的市场。三是航天运载系统和新一代航天制造业。一网公司和太空探索公司正在将飞机和导弹的批量制造经验融合到卫星、火箭和地面设备的制造中，并希望应用3D打印、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前沿技术，缩减研制成本和研制周期。

黄志澄总结说，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在未来20年中，太空经济的总量将不断增长，但其增长速度却存在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其中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航天运载系统的成本能否进一步降低。对未来太空经济的发展前景，他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

商业航天面临问题与挑战

据黄志澄介绍，我国的商业航天无论是规模还是效益，都与美国存在很大差距，从而面临巨大挑战。

吴志坚进一步指出了具体问题所在：首先是发展理念的问题。没有市场就没有商业航天，不能仅仅用过去做项目、做工程的方式来推动商业航天的发展。

第二，政府如何支持商业航天发展的问题。目前政府机关还须更加关注并进一步解决市场开放的问题，因为政府和军队是商业航天最大的市场。

第三，商业航天如何国际化的问题。中国具有良好的商业航天产业基础，具有巨大的市场合作空间和机遇，要加强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产品，并向有航天需求的国家和地区有效输出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第四，商业航天发展如何用好资本的问题。世界知名航天投资机构对世界投资分布情况进行分析显示：中美商业航天初创阶段投资占比相当，A轮投资占比，中国最高年份近50%，美国都在20%以下；B轮投资占比，中国在15%~18%之间，而美国则在40％以下，这说明我国的投资绝大多数都在技术研发阶段，而美国大都在产业转化和市场开拓方面。由此可见，中国商业航天要形成产业和市场规模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面向未来太空市场，黄志澄认为需要一种新的举国体制，将现有航天资源充分整合利用。这种体制要集中全国优势资源办大事，既发挥“国家队”的主力军作用，又具备民企贴近市场、机动灵活的优势。

黄志澄建议，要做好发展商业航天的顶层设计；加快完善商业航天法律法规；设立商业航天发展基金，打通创业公司融资渠道；逐步建设国家航天研究中心；开放航天基础设施；培育勇创新、善合作的创业团队。

探索商业管理新模式

中国航天工业科学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研究部主任王少华分享了他有关商业运载新模式和新产业的思考。他通过对国际发射场区的观察和分析，重点提出了针对我国商业发射地面设施建设的建议。

王少华指出，商业运载并不只是火箭研制这一关键、基础环节，还包括发射服务等。发射服务包括火箭研制、总装、任务准备、进场、检测测试、星箭对接、转场及测试、发射演练、加注、发射等程序，而要做好发射服务，还需要金融保险、政策法规的支撑。

商业运载使得人类进入太空更加便捷，开启了太空经济新时代。有关机构要探索新技术、新场景与商业运载的融合，从而带动地方经济、博物馆和主题园区、科普和互动体验、发射参观等新产业、新项目的蓬勃发展。

将目光投向国际发射场区，王少华提出了以卡角、东方发射场为代表的传统军建军管军运模式，以卡角34、37工位为代表的民建军管民运模式，以肯尼迪航天中心为代表的民建民管民运模式，以SpaceX德州发射中心为代表的商建商管商运模式等4种主要的发射场运行模式，可以对我国发射场区的建设及运营提供有益借鉴。

随着火箭可重复使用及发射频次的升高，王少华表示，这种“建、管、运、用”由不同角色来承担的运行模式，会越来越趋同于航空机场的运行模式，即机场建设方进行建设，空管进行管理，航空公司负责运行，用户就是乘客。

目光转回国内，目前我国卫星公司、火箭公司、测运控公司蓬勃发展，而商业性发射场仍然是空白。针对开放航天基础设施，黄志澄建议，军民协调建设商业发射场或新增发射塔架，采用市场模式进行商业发射设施的运营；军地共同制定商业航天测控规范，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合法、有序、顺利进入商业卫星的测控领域。

目前，宁波正在充分发挥央地平台优势、独特区位优势，打造航天智慧科技城。据宁波保税区、宁波航天智慧科技城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学军介绍，宁波航天智慧科技城深耕商业航天产业，呈现出八方面优势：一是航天基因显著的平台优势，二是政策支持的产业配套完善，三是人才科研优势突出，四是制造领域项目储备基础良好，五是科技城生产生活配套完善，六是生态环境优越，七是浙江省、宁波市地方政策支撑有力，八是政府服务便捷高效。（代振莹）